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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摆摊人:卖完这批货,我就回家

发布日期:07-14 08:58 分类:摆摊入门 阅读次数:1345

摘要个体摊贩落脚城市,充实街道,成为城市崛起的建设者和见证者。却也在城市狂飙猛进中,不断被边缘化,消失在每一条地下道与十字街。北京摆摊人秋红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故事时间:2003-2020年故事地点:北京一天 ...

个体摊贩落脚城市,充实街道,成为城市崛起的建设者和见证者。却也在城市狂飙猛进中,不断被边缘化,消失在每一条地下道与十字街。北京摆摊人秋红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故事时间:2003-2020

故事地点:北京


一天  


中午12点,秋红开始整理贴膜的摊位。一张简易拼接的木头桌子上,依次放着攒拢成一团的手机数据线、手机贴膜的硬壳版广告、收款二维码。除了贴膜,秋红也卖一些零碎物件:充电宝、各类端口的数据线、耳机、运动袜、防臭鞋垫、头绳……统统收拢在一块两边有抽绳的麻布上,方便跑路。

这里是北京三环的一处地下通道,也是秋红摆了十多年地摊的地方。通道两侧与正中的出入口外,是贯通东西向的高架桥,桥下立着几块公交站牌,人流车流不息。相比外部的嘈杂、敞亮与热闹,通道内部寂静、阴凉、透着潮气。大部分时候,半天也没个行人。

秋红的摊位在地道南侧靠墙的位置。秋红今年43岁,河南人,她个子不高,皮肤白净,长发在脑后扎成齐整的发髻,上身穿亮蓝色T 恤、下身一条黑色运动裤。说话时,一双眼睛不忘探测周围的响动。

她和丈夫小杨在北京,主要靠给人手机贴膜生活。疫情防控期间,各地明确不允许人员聚集,2月至4月,夫妻俩一直待在老家,没有收入。4月底,小杨等不及先行返京,他心疼春节前预支了半年的8400元房租。

5月中旬,听闻国内疫情好转,北京管制放松,秋红回京,居家隔离14天后开始摆摊。6 月 18 日,北京再次出现确诊病例。一夜间,原本松了骨的城市重新进入紧张的戒备中,小区门口的查证登记点严阵以待,胡同入口处的封禁线重新拉了起来,不少公园景区闭门谢客,热闹了几天的餐饮商户重新关张。

秋红原本就不景气的地摊生意愈发冷清。北京疫情再度爆发之前,她每天早上 6、7 点出摊,晚上 11、12 点结束。现在,她每天中午上工,做到晚上 8、9 点。时间短,人流量少,一天下来,常常连50 块也赚不到。但预支的房租和每月两千多块的生活费悬在头顶,即便生意不好,她也要来试试。

下午 3 点,秋红开始吃午饭 —— 一碗西红柿鸡蛋面,是小杨从附近的出租屋给带的。面是小杨自己做的手擀面,外加一些豇豆当浇头,拌好后,装进不锈钢碗里,外面套个塑料袋。为了省钱,他们很少在外面买饭,中午这顿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,会吃比较饱腹的面食。

小杨是秋红的第二任丈夫。秋红的前夫在北京开汽车修理厂,收入稳定,但经常家暴秋红。2003 年刚来北京,秋红便离了婚,直到遇到小杨,才体会到家的温暖。“小杨是好,穷是真穷,但对我也是真好。”

从地下通道南侧出口的马路出发,顺着高架走,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,就会看见地铁站的出入口。这里原本也是一条地下通道。早年地铁线路规划调整,地下通道变成了进出地铁口的过道。

小杨的贴膜摊位就摆在过道的拐角,也是一块布,一张桌子,此外,小杨还提供修手机维修服务。2019年下半年,贴膜生意越来越不好做,秋红让小杨学修手机。说是修手机,其实就是换屏,换电池。两个人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摆摊,既能分担被抄的风险,也能吸引更多人流。

因为地处枢纽站口,小杨的摊位更热闹,也更危险。他通常下午 2 点钟收摊,否则城管来了,没跑成的话,一天都白干。收了摊,小杨先回去给秋红做午饭。送了饭后,再换地方摆摊。

晚上9点多,夫妇两人一起收摊回到出租屋。出租屋是一间平房,厨房和厕所是小区公用的,月租1400块,唯一的好处是能洗澡。他们煮了些小米粥做晚饭,吃完饭洗漱完毕,将近12点,两人躺下了。

秋红算了算,这一天她摆摊赚了80多块。 


落脚

秋红来北京的17 年,大多在地下通道度过。地下通道馈赠她的和拿走的一样多,但她很少想过要离开去别处,“在这儿习惯了。有时候走了都会想。”

来北京前,秋红辗转在河北、深圳。秋红出生在农村,在家中排行老大。为补贴家用,她15 岁便辍学打工,先去邢台的砖厂搬砖,也给工人做饭。17 岁那年,又跟着同村的姐姐去了深圳一家电子厂,“那时打工都去广东和深圳,赚得多,还包吃住。“

在深圳的那几年,因为没办暂住证,她几乎没有出过厂,连去附近的小卖部,也戴着厂牌。

秋红还记得2003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件。她至今想起来都害怕,一个大学毕业生,就因为没带暂住证,被当成“三无”人员抓起来,最后在救助站离奇死亡。

孙志刚案发生不久后,实施了 21 年的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被全面废止。新出台的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要求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核实,对确属救助对象实施生活救助。

也是2003年,秋红听说北京对外来人员管理松了些,刚好前夫也在这儿打工,她跟着来了北京。 

刚来时,秋红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。性格内向的她常被老板嫌弃上班不说话。她每天拼命刷碗、拖地,什么杂活都干,最后还是被辞退了,“老板说招的是服务员,不是刷碗工,干得再好也不行。”

2003 年底,秋红被前夫打出了门,“他把我打得半张脸都紫了。我实在受不了,就揣着十块钱,逃了出来”。从十里河坐车到东直门,她哭了一路。下了车,一家报亭的老板见她可怜,就分了几张地图给她卖。“别人卖 4 块,我就卖 3 块。一个下午就卖完了。”

摆摊卖地图成了她唯一能够在北京活下去的法子。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娘家,她说,“你还年轻,不懂。那时候不像今天,农村妇女如果被老公打了就跑回家,家里人会说你没用,连自己的老公都拴不住。我还是要一口气的。”

有一回,她坐公交车换乘时,经过了现在这个地下通道,“我一看,都是摆摊的,也有卖地图的,就占了个位置,学着他们的样子卖(地图)”。因为卖得比别人便宜,秋红开始拿更多的货。一开始一天拿 10 张,后来拿 50 张。

那几年,地摊是年轻人寻新奇、大人们寻便宜的好去处。通道从南向北的两侧都被铺得满满当当,卖艺的、卖吃的、卖衣服小饰品的,什么都有。好多人收了摊也不回去,就睡这儿。怕第二天来了抢不到地。

为抢摊位,秋红每天 4 点多起床,换两路公交。6 点开始摆摊。饿的时候买两个馅饼吃,喝点自来水。晚上收工就到宿舍附近买一碗 4 块钱的牛肉面。“有的吃就不错了。”

2004年底,她和小杨经家人介绍认识。小杨体贴,让她在北京有了一些踏实感。

手机成为城里人的标配,大概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的。很快,秋红摊位的商品也从地图换成了容易卖钱的手机壳和屏幕保护膜。赚钱也说不上,但确实比之前要好一点。“诺基亚 310,屏幕这么小,你贴也贴不了几块钱。”

iPhone 的出现让秋红的贴膜生意逐渐好了起来。2012 年前后,是秋红的地摊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。每天大概能赚 一两百块,一个月也有两三千的收入。当时房租不贵,一个单间 500 块,还能攒下一点钱。

一点点赚,一点点攒。她和老公攒了10年,总算攒够了能在老家村子里盖房的钱。

当然,也会被城管抄。不抓人,就抄货,再给你一张罚单。“第一次 100 元,第二次 200 元,一次比一次多。如果半年内不被抓到,下一次被抓就按第一次的罚款给。”按罚单缴费,就能赎货。


变局

生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差的,秋红也很难说。 

互联网电商起来后,来逛地摊的人越来越少。除了卖手机壳和手机贴膜,秋红决定去批发市场加货。为的是增加商品种类,吸引更多顾客。

加了货,生意还是没变好,还有了销货的苦恼,“人就是这样,生意越是不好,越想加点东西,结果还是卖不出去。”

另一方面,进货也变得困难了。2013年,北京开始推进首都功能疏解行动,包括“动物园”在内的批发市场被划定成非首都功能产业,分批次疏解出京。许多批发市场关闭,没关的,也没什么人了。“只有木樨园的丹陛华还在。也是一直说要关,还没关。”

 “11.18 火灾”之后,城里城外开展了为期 40 天的安全隐患“大排查、大清理、大整治”专项行动,范围波及出租公寓、群租房、集生产、仓储、住宿一体的多功能建筑体等。

这场火灾与后续行动影响了包括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大量产业与人群。像秋红这样没钱没出路的“业态”成为首当其冲的清查、严查对象。无论是个体户,还是打工者,这些群体原本赖以生活的生存基础变得越发稀薄。

去年,摆摊被清查最严格的阶段,她连续被抓多次。“第一次 5 天,第二次 7 天,第三次 10 天。有一次,刚来摆好东西,就被抓走了” “那时候每天出门前,都想着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。抓到我连生活费都拿不出来。”

随之而来的还有“歧视”。整治行动之后,来捣乱、说闲话的人多了。有一回,有两个人故意从她的地摊上踩过去。其中一个指着秋红的鼻子骂,“谁让你们这种人在这里摆摊的?” 

遇到这种刁难,她通常都不敢吭声,“没办法,我要是说句什么,他们一报警,我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
也会有气不过的时候。有一次被抓,旁边路过的老太太就指着她说,撵的就是你们这些外地人。秋红没忍住,对他们喊,“现在是撵我们外地人,我们外地人撵完了就该撵你们了。”

在秋红看来,这些人口中的“你们这种人”,肯定不是所有外地人,而是像她这样没钱、没学历、没工作的闲杂人等。

从2015年到2019年,生意不好外加严查严抓,通道里的地摊越摆越少。秋红指着对面说,“这里以前都是人啊,现在你看,啥都没有,只有我一个”。

如果说有什么慰藉,秋红觉得住处附近的邻居还是挺好的。

在地下通道摆了十几年,附近小区的人秋红基本都认识。路过也会打个招呼,生意怎么样,家里怎么样,去哪儿了,偶尔顺手带几双袜子。聊天间隙,周围的邻居大妈过来和秋红聊几嘴。秋红说,这个大妈以前也在这里摆过摊,“退休了没事做,家里不穿的衣服拿过来摆摆。但人家是本地人,生意不好之后就不来了,在家带带孙子。”


归途

在秋红看来,摆摊的十多年,只有“过得去”和“过不去”两种情况。眼下,她似乎到了过不去的时候。

6月24日,我再度见到秋红。她告诉我,她决心要回老家,等手上的货销掉就回。“真的没生意,活不下去。你看我前天卖了 50 块,昨天卖了 25 块,今天还没卖过钱。我天天出来,天天愁。在宿舍待着也愁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

秋红发愁的是两人在北京的开销,水费每人每月20块,电费1个字1块5,一个月差不多200块。加上吃喝,零零总总大概2000多块的花销。他们快要支付不起了。 

6 月初,“地摊经济”一词上了微博热搜。一张“北京地摊地图”在网上广泛流传。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,这张地图实是谣传。帖子中的 109 处摆摊地点,实际上是无序设摊较为集中的位置。同步,城市管理机构也进一步辟谣,称目前北京还没出相应的政策,地摊管理方法仍旧按照之前的政策执行。

对于此时的秋红来说,地摊是否复兴都和她没了关系。她说,以前出来摆摊,都还盼着能挣多少钱,2018 年那会儿是盼着晚上能不能回得了家。现在呢,心里想的是开不开张,今天能不能开张?

我问她,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。她说不是不想找。是不知道除了摆摊,自己还能干什么。

如果改行,一来没摆摊自由,“摆摊你想什么时间出来都行,换我带孩子的那几年,工作根本不可能找到。”二来,“……为什么干这个,就是干别的干不好,才干这个。” 

更为现实的是,年龄和体力优势不在,打工的门槛越来越高。去年,见相熟的人都去广东找工作,秋红让小杨也去一趟广东。一个月之后,小杨跑回来,“四十多岁的人,哪有那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。”

回家,真的是归途吗?

回到农村老家,秋红也无地可种。1998 年村里分地,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。她当时怀着前夫的孩子,躲都来不及,地就更加不敢要了。没分上地,就指望着三年、五年再分。等了十几年,地再也没动过。没地,也就断了一种基础的收入来源

地没了,回家还能做什么?她告诉我,“就只能带小儿子,然后做做地笼(地笼,也称地笼网、地笼王等,主要用于捕捞小鱼、小虾和螃蟹,是农村捕鱼的必备工具)。”然而,由于做地笼的人越来越多,做地笼的价格也从去年的5块一个,降到了3块5一个。但毕竟也算有活干。

除此之外,女儿今年也要高考了。因为自己没机会上学,秋红很怕女儿上不了学,长大了委屈。咬咬牙,她在老家县城的打工子弟学校给孩子报了名。由于社保基数不够,她每年要支付比普通人更贵的学费与学杂费,还不包括吃饭、交通、做题用的练习册,加起来没 5 万不行。

说着,秋红打开微信,找到了几张女儿发来的漫画草图,画的是《犬夜叉》里的杀生丸,秋红问我好不好看,我说好看。她叹了口气,“她平时喜欢就喜欢画这个,我也不懂。以前刚开始画的时候,我还问她要不要给你报个班,她说怕花钱。现在想上,我也没钱给她上了。”

这是6月24日下午 4 点,下班的人匆匆从通道走过。偶尔,有一两个人驻足。瞧了几眼,看到上面的灰和包装袋的褶皱,撇撇嘴,走了。

这天,北京落了一场雷暴雨。晚上8点半,我发微信给秋红,问她安不安全,到家了没。过了十多分钟,她回我,“去了地铁口。看雨大了,想卖点伞。买的人也不多。”


新闻来源:经管之家

原文链接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dpVw5GGoB9J812fq88hTm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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