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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冲性的地摊经济

发布日期:08-16 08:56 分类:摆摊课堂 阅读次数:1900

摘要地摊经济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,在十年的后期到改革开放前期,地摊经济都一直存在的,并且在市场开放、户籍松动以后日渐发达的,项飚和张鹂二位教授分别在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和《城市里的陌生人》中描述的浙江村正是 ...

地摊经济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,在十年的后期到改革开放前期,地摊经济都一直存在的,并且在市场开放、户籍松动以后日渐发达的,项飚和张鹂二位教授分别在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和《城市里的陌生人》中描述的浙江村正是典型。最初进入北京的浙江村人就是通过摆地摊,和政府打“游击战”,通过自下而上的创造来促使正式制度进行改革(项飙 2015),通过建立正规市场,将他们的行为合法化,推动了改革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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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基于家庭工场或者“二道贩子”的经营方式在组织上扁平化的,大家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地位,互帮互助,具有比较高的自发的组织性和社会性,拥有很大的社会吸纳能力,能够让浙江村人平稳地度过8090年代的经济震荡(项飙 2015);另一方面,这种现象不利于人们理解的现代性的规划——大工厂、正规化、社会化大生产。鲍曼分析大屠杀的时候,就明确指出希特勒的大屠杀和过去大屠杀的不同:奥斯维辛只是服从于终极目标的一种需要,是为了到达路的终点就必须迈出的一步。结局本身是对一个更好并全然不同的社会的宏大构思。现代的种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,意图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(希特勒单一种族社会)的设计。(鲍曼 2002)毫无疑问,打击非正规经济不可能和大屠杀类比,但是双方背后反反映的那种“完美社会”、对社会的“宏大构思”的逻辑却是类似的。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。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。(鲍曼 2002)

 

因此在中国经济起步以后,非正规经济成为了“实现现现代化”必须要清理的对象——打引号的意思,是说明,这套理论不完全是合理的,地摊经济是大工厂的补充,而非绝对的对立——事实上,城市打击地摊不是因为它阻碍正规经济发展,而是为了“市容”和“政绩”,为的是一个庞大的“现代城市”的建设,正如鲍曼的比喻,完美社会的设计者的思想、感情、梦想和动力让每一个称职的园丁来说憎恨那些破坏他们设计的杂草———那些混在美丽中间的丑恶,混在安定秩序中间的杂乱。(鲍曼 2002)然而,这就摧毁了原本存在的一大类自发形成的互助性质的社会组织,让社会逐渐原子化,社会关系逐渐脆弱变碎,社会创新也失去了基础。项飙在回到正规化的浙江村之后写道,因为浙江村的自主性被破坏了,尽管体制获得了更大的控制力,却没有更好的社会吸纳能力,2000年我们看到的是浙江村社会性的收缩与消失。(项飙 2015)这在疫情期间显得尤为明显,因此国家才会重新允许地摊经济的存在。

 

因此,地摊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,也是建构一个更加和谐、缓冲性更强的社会的一个渠道。没有与地摊相类似的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,社会自我保护和抵制能力就会丧失。(项飙 2015)

不过话又说回来,虽然地摊是一个能够缓解很多人家财政窘境的手段,是实现财富分配合理化的手段,但是这只是下层之间的财富流通,并不能解决社会整体两极分化的问题。另外,目前中国经济衰退根本问题是对外贸易萎缩,毕竟我国出口额占比巨大,如今因为疫情,很多商品卖不出去,影响社会财富的积累。长期来看,地摊经济在网络贸易繁荣、实体销售萎缩的背景下并不能作为社会经济的生力军,还应该需要出口来最终解决问题。

 

文章转自: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45978729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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